1992，庄家吕梁与《百万股民“炒深圳”》
吕梁其人吕梁居住的北辰花园别墅地处亚运村，算是北京*金地段的豪宅，真正的富人聚居地。两年前，他一掷千万买下这里的5号楼，打通了原来的几十个房间，对装修师提出的设计原则只有四个字:“浪费空间。”房屋装修完毕，逾千平方米的两层楼只隔出四五间房，余则便是上下两处各占数百米的大客厅。寥寥数件设计精美的家具饰物散布其间，愈显出客厅的空旷与气度不凡。仅此一举，便曾使各类前往拜访的人们叹为观止。从吕宅布置的独特与优雅，也可以看到吕梁的另一面。他虽然被圈里人传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鳄”之一，但性情看去绝无“鳄鱼”之霸气。吕梁本属文化人出身，早年间既画画又搞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河北进北京后一直是自由撰稿人。1988年，吕梁有中篇小说《国运》在巴金任主编的《收获》杂志发表，其实验性的写作手法在一些文学评论人士中颇受好评；次年，当时文坛相当活跃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纪事》改版，一批著名作家主持各个栏目，老作家汪曾祺出任总顾问，《人民文学》杂志朱伟出任特邀，而“特邀美编”就是吕梁——事实上吕梁不仅是美编还是作者，在《东方纪事》上，他先后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龙年邪说》、《疯狂·理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印象》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吕梁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到深圳炒股。当时股票市场在报纸上声音微弱，而吕梁既做生意又写稿件，为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充当不拿薪水、只领酬金的，报道为什么要有股市和如何发展股市的大是大非。1992年5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从第一版开始，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他刚刚完成的长篇《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节选。1992年深圳“8·10事件”发生，吕梁在该报刊出了整版报道，题为《百万股民“炒深圳”》，因其痛快淋漓的描述、深刻的反思，很是轰动一时。从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沉寂下来，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体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此下了海，从1996年正式算起，先是搞咨询，后来也直接指挥一些资金的投资运作。他在深圳、上海市场有动作，到1997年还曾在香港市场有动作。据说1996年12月《人民》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之前，吕对此就曾有预言；1997年秋又组织资金适时撤出香港，躲过了此后红筹股的重创，也博得不少好评。当然，这后来的“名气”主要是在证券投资界的圈子回旋撞击，吕梁活得很低调。直到1998年，他见到了老相识朱焕良，那位深圳著名的个体庄家。此时，浸淫市场多年的吕梁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资金和关系。与朱焕良接头后，他有了新的决心和举动。入主康达尔开始“庄家生涯”1997年，香港一场“禽流感”使得“养鸡专业户”深市上市公司康达尔几近崩溃，几万只鸡瘟死香港，股价狂跌不止。朱焕良，深圳著名的个体庄家，之前掌握了康达尔90%以上的流通盘，此次暴跌一下子套住他几个亿的资金，使他难以自拔。1998年中期，朱亲赴北京找到吕梁，希望帮其“拯救”康达尔。此时的吕梁已在投资界闯荡多日，积累颇丰，急需施展，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开始了他改变一生命运的“康达尔之战”。吕梁事后的自述中，他承认早在1999年初接触康达尔时，已经意识到此次战略收购“像一个骗局”，“康达尔已烂得无药可救，到处是假账和谎言”。自己感觉“仿佛落入一帮犯罪分子中迅速沦为同谋”。但事后的冷静代替不了当时的狂热，战略投资初战告捷，极大膨胀了吕梁等人的野心，一场规模空前的扩张计划迅速出炉。摇身变成战略家“钱生钱”编织“中科”那时，人们不知道吕梁是何许人也，人们熟悉的是“大话市场”、“先知先觉”的K先生。“3·17国债事件”、“人民评论员事件”、“5·19行情的预测”，从风险投资大讨论到国企大盘股行情，K先生都在大势分析和预测方面与媒体一起发难，经常发出牵动市场神经的声音。“因为他一贯偏激，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战略投资理论被一些证券媒体炒得火烫，但也有人说这是吕梁与媒体各自包装自己的产物。明眼人知道，K先生的每次高谈阔论均与二级市场操作处在同一时间段(详见文后K先生对话表)。此时的K先生已经成了被人追捧的战略家。宣扬战略是为更好地操纵市场，到1999年中期，入主康达尔的吕梁及其统领的“北京机构”，已经成功地将手中的上市公司变成了股市的一个筹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财务工具”)，再挟“K先生”之威名，扩张战略条件成熟。往昔那些注册在海南、甘肃的小公司不够用了，他需要北京的舞台，需要响亮的名字，而且，需要有些真材实料的“背景”暗示。1999年7月，在吕梁的一手操办下，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中科创业”或“北京中科”)在北京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建立北京新平台之后，更多机构和更多资金加入此场豪*，名为“中科系”的庄股之在2000年逐步成形。二级市场人气更旺，大出风头的中科创业一直冲上80元，且被评为“风险最小的10只股票之首，可以放心长期持仓的大牛股”，中科系其他兄弟也是不甘示弱，连创佳绩，以至于负责二级市场操作的朱焕良几乎不用出手拉抬，“股票自己涨，压都压不住”。市场分析人士都说，那些严格意义上的“中科系”股票在盘面上都有“强庄”介入。依目前同类庄家的典型做法，“坐庄”资金相当大一部分则是机构或个人通过循环使用证券抵押向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吕梁在各种场合用很玄妙的字眼所说的“虚数填实数”、“财务工具”，说到底只是这样一类把戏。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金融游戏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事，便会在旦夕间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个以“钱生钱”之术结起的公开络牵连的资金在20亿元以上。资金链危机四伏“老鼠仓”成为导火索时至2000年下半年，中科股价平稳，资本市场收购也都相当顺手，吕梁可谓春风得意。但他已敏感地意识到早年间与康达尔联合阵线的重大裂痕。从表面看，危机源于公司糟糕的重组现状，尽管康达尔在1999年底更名中科创业之后，重组喜讯频频亮相。但实际情况是除了苜蓿项目投入100万元尚未见收益外，其余皆成了空中楼阁般的幻想。这些幻想可以转化为84元高位的股价，但却无力转化成对应84元的业绩。另一个危机来自吕梁的“K模式”，吕梁将自己的组织方式比为国外的“私募基金”，这在中国是违法违规的，吕梁和“北京机构”都心知肚明，一旦签约便属合谋非法操纵市场，但巨大的利益诱惑已使他来不及冷静了。更不冷静的还有日益壮大的资金链条，股票质贷越玩越大，链条越拉越长，断裂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快。其实，庄家玩“假重组”、“钱生钱”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最终导致中科雪崩的导火索还是人为因素。面对庞大的资金链，每位契约者只有遵守约定才可维持其正常运作，一位毁约即会“牵一发动全身”，导致全面瘫痪。吕梁在自述中说，第一位毁约者是朱焕良，因为深圳中科的流通盘90%以上为庄家们所持有，大家早有共同锁仓协议。因此，抛压只能来自协议者内部。既然“北京机构”们没有抛，失信者便只有朱焕良。吕梁最早听说朱焕良在出货是2000年五六月间。“听说他从营业部提走现金，每次都是1500万元。当时我们只是笑他，这么多钱怎么拿得出去。这是很危险的”。2000年10月，吕梁又获知了另一个坏消息:他手下的重臣、北京中科的董事兼执行总裁申杲华受到检查机关查处，检查发现申本人在私下炒作深圳中科等公司的股票，按市场上的行话说，开了“老鼠仓”。“老鼠仓”本身的违规当然不会被吕梁看成“问题”，关键是申杲华的“老鼠仓”涉资甚巨，可能多达数千万元，一旦进入调查就会被强行平仓。吕梁的担心来自于平仓对股价造成的连锁反应。他当然明白，在自己统领的公司中，此类“老鼠”绝不是申杲华一人。此后发生的事情，被吕梁自嘲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下令在深圳中科、北京中科内部查“老鼠仓”，并要求所有公司资金于年底以前结清。据他分析，先是因为朱焕良的“不配合”，后是因为这批“老鼠仓”的数目比他估计的要大，大规模平仓出货之后，便引发了2000年年底的深圳中科大规模崩盘。吕梁对此次危机爆发是有预感的，只是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如此剧烈地降临到自己主持的庄股头上。此次股灾逼迫吕梁从幕后走到台前“自曝内幕”，但由于中科事件背后牵涉的机构和人太多太复杂，至今人们仍无法知道个中细节。他说是性格中刚愎自用的一面和文人性情的弱点贻误了战机，那些令人扼腕的细节败笔、那些一误再误的转折机遇、那些错中就错的险情再生，都是可以用故事的形式演绎出来的。吕梁想必早就有了足够的承受意志。有市场专业分析师说，中科创业暴露出来的窟窿只是一个小窟窿，如果当事人不继续往外捅破内幕，有可能真相会被暂时尘封起来。种种疑问，一旦涉及太深的内幕和太广泛的利益群体，那几方当事人也许会变得空前的一致——沉默。这时候，我们以何种决心来处理这一个案，将是公众最关注与期待的。(王芳)